地名是在某一地理实体活动的人命名的，名从主人，人群具有民族性，语言具有民族性，地名一般是隶属于某一民族的人群以其母语命名的，因此地名亦有民族性。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与相邻的民族有着不同程度的往来，过去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构成了今天的民族关系史。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一带是一个怒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民族相互杂居的地区。本文试图探析匹河地区民族语地名的结构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文中匹河怒族乡的民族语地名主要来自于《碧江县地名志》（碧江县即今匹河怒族乡一带）和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一、匹河民族语地名的结构类型
匹河怒族乡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怒族与傈僳族、白族、汉族等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匹河地名是由怒语、傈僳语、白语和汉语地名组成，其中主要以怒语和傈僳语地名为主。（一）民族语专名+民族语通名的地名。匹河地区的民族语地名中有大量由民族语专名+民族语通名的地名。匹河民族语的通名主要是“坪地”“坡”或“菁”等自然实体构成，因为匹河地区的各族人民生活在怒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之中，他们喜欢选择高山峡谷的小块坪地或坡地居住。怒语中“坪地”称作“甲”或“究”。如沙阿甲（小麦坪）、子里甲（大樱桃树坪）、巧究（江边坪）、罗告究（乱石坪）、亚刊究（杜鹃花坪）、腊伟究（搓溜索的坪）。傈僳语地名中的自然实体通名多以“罗”（菁）、“底”或“王底”（平地）来命名。如友夺罗（凹凸不平的山坡）、腊甲底（用虎皮丈量地域的坪地）。在匹河地区也有一些白语地名，白语地名中则多以“登”（直译为“地”）作为通名，如老姆登（紫竹地）、格甲登（老地基）。
（二）民族语专名+汉语通名的地名。匹河一带的民族语地名中的通名主要是由本民族语的通名构成的。“随着改土归流的进行，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逐渐深入边疆地区……近代，进入泸水行政区的汉族人口已经开始超过人口最多的傈僳族”。而且在民国时期，“云南民国拓边队进驻知子罗（即今匹河乡），即以知子罗为行政区名。民国十年（年）民国政府饬令各地，凡以当地土名为行政区名者，均须更用新汉名”。因此，政府行政管理区划对匹河地区的民族语地名逐渐产生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匹河一带怒族、傈僳族村寨地名就普遍加上了汉语通名“村”。例如：老姆登村、普罗村等。此外，匹河一带还有很多由民族语专名和“山”“河”“湖”或“桥”等汉语通名构成的地名，这些汉语通名主要是由自然实体构成的通名。例如：沙拉河、怒爬湖、碧罗雪山、名究桥等。（三）民族混合语地名。这里所说的民族混合语地名指的是除去上述民族语专名+汉语通名以外的，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共同构成的地名。匹河地区主要是以怒族和傈僳族相互杂居为主体，因此有较多的由傈僳语和怒语混合在一起构成的地名，很好地反映了怒族与傈僳族先民过去族群间的联系和交往历史。如阿究王底，阿究是怒语，意为坪地，王底是傈僳语，坪地，直译为坪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汉语对怒江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匹河地名中也出现了不少由怒语语素和汉语语素词组成的混合语地名，这些混合语地名反映匹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如读究茶场、恰打电站等。
（四）双语地名。双语地名是一个集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于一身的地理实体表现形式，所谓双语地名，指一个地方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言的名称，并行使用。匹河地区还有不少双语地名，这些双语地名是匹河地区多民族相互杂居、友好往来的历史印迹。如碧罗雪山，是白语，含义风翻山；傈僳语则称“怒果”，含义为怒山。知子罗，是傈僳语，含义好地方；怒语则称为“益味”，含义为富裕的地方。老姆登，是白语，含义紫竹地；怒语则称为“砍旦”，含义为竹林，因四周有金竹、龙竹而得名。
二、匹河民族语地名的认知特点
（一）反映了山地民族的方位认知特点。匹河地区的地名反映了世代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对怒江地区的地理方位、地理环境和自身生产生活的认知特点。作为山地民族，人们辨别方位时，必然受到这一地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往往借助山势、江河来确定方位。因此，怒语和傈僳语都有不少由“上”“下”等山势方位词构成的地名。如怒语地名：邓究，邓，上边；究，坪，含义为上坪村；傈僳语地名有：嘎呆（上边）、阿吾摆（岩下边）、抗东（下村）等。匹河地名中还有借怒江来确定方位的地名，如怒语地名中的碧江（江边）、赖通（宽阔的河边）、巧究（江边坪地）。（二）反映了山地民族的转喻思维。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且是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转喻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是用突显、易感知、易理解、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地名转喻是概念转喻的一种体现和反映，往往用一个相关的、显著的事物名称来代替某一地理实体，即人们往往会用与某地相关的、显著的、被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和社会特征来转喻地名，这种方式命名的地名易于人们识记运用。匹河地名就反映了山地民族的转喻思维特点。有以怒江的地形地貌转喻的地名，如怒语地名：架科（低凹坪）、罗告究（乱石坪）、益涧（山脊坪）。傈僳语地名：恰打（扁形的岩峰）、阿尼补（像牛肩一样的山峰）。还有以怒江的动植物转喻的地名，如怒语地名：通嘎（松林坡）、子楞（大樱桃树）、祥罗标（山羊多）。傈僳语地名：维独（蚂蝗塘）、排各（麻栗树林）。还有以生活方式转喻的地名，如怒语地名：抗点究（分兽肉坪）、腊伟究（搓溜索坪）、沙阿甲（小麦坪地）。傈僳语地名：腊甲底（用虎皮丈量地域的坪地）、腊本得（射虎的山脊）、腊土得（下虎扣的地方）。还有以人名、氏族转喻的地名，如怒语地名：腊块腰（虎氏族居住的菁）、腊仁栋（腊仁的居住地）、者泽（者泽开垦的居住地）。傈僳语地名：松根（松根开垦的居住地）、腊安（虎氏族腊安的居住地）、刮然（荞氏族）。
三、匹河民族语地名的文化意蕴
地名不仅折射出所属地域内的自然环境表征，而且还反映出它内在的社会文化的特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匹河民族语有不同民族语言构成的地名，这些地名不但记录了怒江地区自然环境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而且体现了多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文化。（一）反映了匹河地区各民族的居住环境。地名文化的形成，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地名文化景观是不同的。匹河地区各民族世代生活在怒江两岸，怒江两岸的河滩、高山、峡谷、坡地等地理环境特征常常以文化转移的方式大量反映在地理实体的命名上。我们对《碧江县地名志》中匹河地区的条地名进行了统计，其中以“坪地”命名的地名41条，占20.9%，以“坡地”命名的地名7条，占3.6%，以“菁”命名的地名10条，占5.1%，以河湾命名的地名7条，占3.6%，以岩石命名的地名14条，占7.1%。如怒语地名：碧江，含义为江边，空通（河湾）、赖通（宽阔的河边村）、通嘎（松林坡）、亚很博（黄土坡）。傈僳语地名：瓦娃（丰收坡）、益玛罗（河谷菁）。匹河地区各族人民生活在怒江两岸高山峡谷，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两山一江一线天，山高坡陡岩石险”是怒江地貌的生动写照。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匹河地区各民族主要喜欢选择居住在怒江边上或两岸的山谷坪地或坡地上，或者选择怒江边的河湾和河滩边居住，这些地方地势相对较平坦，生产生活也相对要方便。山地民族以直观的认识角度来展现自身居住的环境特点，体现了人们对怒江地区自然环境的形象化认识。
（二）反映了匹河地区山地民族的耕猎文化。清代乾隆时期，云贵总督硕色在《伴送遣回俅夷》奏折中说道：“丽江府属之怒江两岸怒子、傈僳，……散居高山密林，刀耕火种，食尽迁徙，栖岩穴，原未报纳粮赋”。因此，刀耕火种是怒江地区山地民族早期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傈僳语地名中就有反映傈僳族先民早期耕作文化的地名，如色德（火山地）、双米底（小麦地坪）、刮米底（荞地坪）、腊土多（牛耕垦出来）。怒语中反映刀耕火种的地名如阿腊坪（晾晒荞子的坪地）。由于刀耕火种生产力非常低下，所收获的粮食不多，仅够贫苦农户半年食用，所以采集自然就成为山地民族重要的食物补充，傈僳语中还有反映采集的地名，如达罗（蕨菜菁）、夸来底（黄山药坪）、达科（擗蕨菜坪）。怒语中也同样有反映怒族先民采集的地名，如布阿甲（核桃树坪）。怒江两岸的高山之上有着种类丰富的野兽，狩猎就成为生活在怒江两岸的山地民族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清代滇黔民族图谱》中就描述到：“怒人，所居皆在澜沧江外。……以射猎为生涯，或采黄连为业。每岁，以麂子皮、山驴皮、黄蜡、麻布等充贡。”杨慎编纂的《南诏野史》里则描述到傈僳族“岩居穴处，利刃毒矢，刻不离身……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匹河地区自然就会有反映怒族、傈僳族等山地民族狩猎文化的地名。傈僳语地名中就有腊土得（下虎扣的地方）、害主叁（穿鼠肉）、腊本得（射虎的山脊）。怒语中也有反映狩猎的地名，例如抗点究（分兽肉坪）、祥标罗（山羊多的菁）、俄冲（野猪跳越的地方）。（三）反映了匹河地区山地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怒江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都信奉万物有灵，认为人的生死福祸都由灵鬼主宰，山有山神，树有树灵，水有水鬼。傈僳族将巫师称为“尼扒”，他们被认为是人与鬼之间的沟通者。尼扒的社会地位较高，有些尼扒本身就是村寨头人，主要从事驱鬼、卜卦、念经等活动。傈僳语地名中就有反映傈僳族传统宗教信仰的地名，如尼扒以独，直译为神父水塘，相传是由一个信仰鬼神的巫师在此挖了个水塘而得名。六慢益玛，六慢：疯龙，益玛：河流，含义为疯龙河。原无此河，相传两百年前一个冬季的夜间突然爆发了山洪，泥流滚滚，鸣声如雷，一夜间便形成了一条大河，人们认为天理不合，定是龙王发疯而传名。怒语中同样有反映传统宗教信仰的地名。如哈必拉，哈必：希望，拉山，含义为神山，早年怒族先民信仰鬼神，逢年过节都要向此山祭天、念经，希望神灵能够给世人带来风调雨顺的年景。再如“着杯”（竹杯）是知子罗村的两块石柱形如竹杯而得名。据知子罗村里的老人讲，这两个石柱一个是属于知子罗村的，一个是属于老姆登村的，分别居住着两个山神，是两个村的图腾。怒族、傈僳族的先民们认为本族群与周围的某种动物、某种植物存在着血统亲属关系，视这些生物或非生物为自己的祖先，并对其顶礼膜拜，认为图腾能保佑本氏族成员，于是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崇拜还是原始民族划分氏族界限的神物和标志。匹河地区的怒族村寨主要是由氏族组成，氏族的图腾主要是由某种动物组成。例如匹河乡普洛村的怒族是由“‘腊老腰’（虎）、‘腊蚌姚’（熊）、‘腊里姚’（麂子）、‘腊乌齐’（蛇）、‘腊快姚’（岩缝里钻出来的人）五个氏族组成”。怒语中就有反映图腾崇拜的地名，如腊块腰（虎氏族居住的菁）。傈僳族不仅有虎、熊、猴、蛇、鱼、鸟等动物图腾，还有荞、竹、柚木等植物图腾。匹河地区的地名中也有反映傈僳族图腾崇拜的地名。如腊安（虎氏族腊安的居住地）、刮然（荞氏族）、拉谷（傈僳中的一种氏族族称）、刮爬果（荞氏山）。
（四）反映了匹河地区民族间相互交往的历史文化。怒族是怒江流域的古老民族之一，元代文献《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就称怒族为“潞蛮”。自明代中后期，随着傈僳族进入匹河地区，匹河地区的居住格局就发生变化，即由单一民族居住的地区，逐步形成了怒族与其他民族互相杂居的格局。由于怒族与傈僳族长期相互杂居，怒族普遍兼用傈僳语，并且怒族、傈僳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已逐步趋同。到了清代，白族、汉族等民族也相继进入匹河地区与怒族相互杂居，白族、汉族带来的牛耕等先进生产技术对怒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匹河地区各民族间长期相互交往，共同为怒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匹河地区不仅有怒族、傈僳族、白族以及汉族等民族的地名，而且还有不少的混合语地名、双语地名，这些地名是匹河地区各民族友好交往和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反映了匹河这一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化。总之，地名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一种地理现象，而且也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匹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研究匹河地区的民族语地名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匹河地区各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踪迹，它犹如一个民族文化的万花筒，里面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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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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