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叙述，前一节已把全年的铸造活动，大概交待完毕。下面是，与铸造无关的故事。
俗话说：“你有前算，我有后算；你有长箩系，我有翘扁担。”既然“鼻子大了压住嘴————开不起腔。”但是厂领导也不是吃草草的。他们采取的对策也是相当到位的。五月麦收开始，我们就被厂方指定为外派代表（间杂有部分年轻非熟练工），到分派的公社去割了几天小麦。七月报上发表了社论：“到矿山去！到第一线去！”的号召。厂里马上派张干事组织我们开会学习，并宣布去南川的四十二公里地段发现了铁矿，厂里决定调我们去修筑到矿山的公路。我们这些学徒当然无话可说，既然端了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管了。
厂里的行动是迅速的，会是下午召开的，学徒们散会就回住处打铺盖卷，吃过晚饭厂里就用卡车送我们启程。
四十二公里（万盛属三十八公里）地段属我区丛林公社，从万盛去一路是盘山上行，汽车爬上四十二公里地段就平缓了。该地段的山脉与南峰山脉同属四川盆地东南屏障，我们挖公路的地点没有二磴岩高，大致与庙坝大队相平行，所以，习习的晚风吹来极凉爽。
我们的住房是一座农家大院的两间空房，空房打扫的很干净，木板壁刷过石灰浆，但是前板壁却早被拆除，即从阶沿进屋便是大进大出，想来这里曾是某个集体的食堂。大院阶沿很宽，条石及廊柱磉盘都琢磨的很讲究，隐约可见花鸟虫鱼。大院的农户早已迁出，就像我们公社驻地附近的农户，上面一声令下，你就得迁出走人。丛林公社所有的“右派”都集中于此，据说，他们也是来挖公路的，几天前就到了。
同学们一躺到地铺上就开始议论：红旗厂是否把我们甩了；公路不知要挖到何年何月；伙食是否比厂里偏低，等等。
然而，第二天早饭时，所有的疑虑便迎刃而解：伙食，不分工种、不分男女，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四十五斤；公路，全长不足二公里，但必须夯实路基、铺上石子；工作时间，每天八小时，星期天休息可回家。每人发草帽一个。
因为整个挖掘都采用“炮采”，即不管石灰岩或页岩，一律采取打眼（页岩就用三米多长的三花钢钎通，就像用洛阳铲探古墓似的）爆破的方法，且公路指挥部组织有专业爆破队，人们的肚皮吃得饱，所以筑路进度极快。
二十天后，毛路挖掘就基本完成。由于路面多半是硬山，不用夯实，而填方的小部分则是边填边夯，所以毛路一完也不须再夯，只须铺上石子就行了。
然而，此时指挥部却接到上面叫“下马”的通知，当然，当时指挥部领导不会告诉人们为什么“下马”，只是讲这里的铁矿无开采价值。叫人们各回原单位，云云。就这样，铺了一部分石子的公路就搁下了。正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若干年后我在区志上看到，我区根本就没有适合炼铁的铁矿资源，因为区内所有铁矿都是硫铁矿，硫铁矿的主要用途是制造硫酸。“一九六零年区委工业部工作总结称‘我区所有生铁含硫3—4%，远远超过国家含硫0.8%标准，全区冶炼的生铁%不合格’”。
行文至此，这段文字本该结束，但筑路时发生的两件事情却有必要一叙，因为可以窥见我的人生轨迹。
其一：公路伙食团的“施政”与红旗厂伙食团有所不同：红旗厂伙食团使用饭票，公路伙食团则每人发一个填有本人姓名的用餐本。用餐本每页都印有年月日及早中晚字样，用餐人可以自由调节每餐的饭量。譬如，你吃五——五——五两也行、你吃三——七——五两也行、你吃六——六——三两也行，随你的便，反正每天只有十五两粮（此时，每市斤十六两已改为每市斤十两）。打饭时你只需递上本本，伙食团长亲笔记录、签字你所吃的两数，炊事员就按本本上的两数秤饭、打菜。凭心而言，这样作虽然麻烦，但伙食团长却是从用餐者角度考虑“施政”的。因为，天热，人们衣服穿的少，住处也简陋，饭票不管带在身上或放在住处都容易损坏、丢失。
然而，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开工后第三天早上，张宪华就悄悄问我想不想多吃点饭。其实，按我的饭量，每顿吃五两粮已够了。出于好奇，就问他怎么个吃法。他就说兴隆公社某某昨日就多打了一份饭，并说这种方法只须两人配对就行。譬如，甲早餐先打七两粮的饭，乙填三两打饭时则出示两个用餐本给炊事员，炊事员以为乙是代别人打饭，就打两份饭菜给乙。因为登记与打饭隔了两米多远的距离，登记与打饭都得排队，在厨房进出的人又拥挤，所以用餐人能轻易得手。到了中午，二人又用同样的方法对调了打饭。就这样，只要你愿意配对，每天就能多吃几两粮的饭。
当然，这样的行为肯定是错的。但是，在那种“干不死的高粱，饿不死的伙房”议论流行岁月。人们心里最恨的是“伙房”、最怕的也是“伙房”、最想巴结的仍是“伙房”；在这种奇特的情形下，人们“瞅不冷子”拨你一根毛、吃你个自不小心，就只能当是玩游戏了。因为那是人们心理并不愧疚，也没有人从道德角度思考自己的行为。至少我所接触的人群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行为与“伙房”员工行为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时至今日来看，俗话所谓：“孔明诸葛亮，算不过犁辕（音：冤）匠。”果然有些道理。历史长河中，一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往往小觑了这些“犁辕匠”，殊不知，个人智慧永远难胜众人智慧。
犁辕，就是装在犁头上起牵引作用的弯形木（现今多改用弯曲钢管），山民做活多是弯腰曲背，状如犁辕，所以自称“犁辕匠”，帮人，则称：“卖犁辕”，或“卖弯子”。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的一次早餐，伙食团长突然放慢了登记速度，打饭的炊事员旁也专门站了一名炊事员大声“唱票”，见到这样的阵势，想多打饭吃的人也不敢了。
我的猜想：伙食团是不可能自己觉察的。一是像这样作的人只有我们几个小青年，捣鬼的数量不大。二是饭做出来没有个准确数，明义上规定每斤大米煮三斤饭——那是给打饭人定的规定。因为“火房”从来不按这个规定做饭。传统做大米饭的程序是：先将米淘洗干净，然后放锅里煮，待煮到一定程度捞在筲箕里沥干，然后放在甑里蒸熟。那时“伙房”煮饭则是：将不淘不洗的米放热水里浸泡，待发胀后捞起来蒸第一次，然后又倒在大木桶里加热水再浸泡，待饭粒吸够水分发胀，再放甑里蒸第二次。这样做饭，一斤大米煮三近半至四斤就要算“伙房”有良心了。所以，伙食团长自己觉察不大可能。
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同学中有人告密。后来，我这个猜测果然得到印证。
其二：工厂做工与农村做活差不多，中途都要歇气，不过工厂叫休息，时间是十五分钟，以便于人们上厕所、抽支烟什么的。铸工车间就没有定准，譬如开炉，就不能停下鼓风机休息，人们等待出铁水就已小憩了；造型是单个人的手上活，你蹲久了站起来抽支烟、上个厕所，也没人阻拦你。
公路上的休息就是躲放炮。从湘渝路顺我们修的公路走，约三百米处就是指挥部确定的采石场，采石场再往前走就是页岩地段，我们的住地就在页岩地段下面，离采石场大约也只有三百米。因为已是铺石子阶段，人们都集中在采石场附近工作，打石头、锤石子、运石子铺路。如果采石场要放炮，人们就依自己的位置分头走开躱炮。
一天下午放炮，我随人群来到湘渝公路，湘渝公路地段地势比采石场高，可居高临下观看放炮。点炮人是梁正贵，他跟父亲一道打过石头，指挥部组织爆破队时，只要是打过石头的都收了去。其实，打石头放炮的活并不难学，只要你有臂力，练个三五天就练熟了。至于放炮，只要你装药小心些，导火线稍微留长点，记清炮数，点炮也没什么危险。那时不像现在，现在是放炮员必须经过公安机关专门培训、发证，你只有持证才能上岗放炮，那时只要你会放炮就行。
梁正贵很会点炮。他点炮不用香烟，也不用纸卷，就用导火线点导火线。他想出的这个办法既迅速又安全：他先切一段导火线（必须比要点的第一炮导火线短）来再横切许多小口，点着手中的导火线，就用喷出的火苗依次点其他炮，而手中的导火线始终比第一炮的导火线先燃完，所以他知道第一炮的爆炸时间；导火线燃烧一定长度后就不再往外喷火苗，只是冒白烟，他从容点炮的同时又不断折断预先的切口，使火苗从切口喷出好点其他炮。
那时我还没有学打石头和放炮的活，也不知他点炮的窍门，所以揪紧了心望着他矫健的身影敏捷地在烟雾中上串下跳。一会功夫，点完炮的他才向我们奔来。
接下来，自然是观岩石爆破的情形，倾听隆隆的轰鸣。只见一网石块往天上一冒，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一网石块往天上又一冒，又是轰隆的声音，有时是双炮齐鸣，有时是单炮独鸣。轰的一声巨响，石块飞上天空的同时，蔚蓝的天空也生起一串烟圈，人们说，这样的响声石头来料不多；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就是石头滚动的哗啦声，人们就赞誉，这一炮来料不错……
一会功夫，轰隆隆的炮声平息，烟雾已渐渐散去，人们就打算往回走，爆破队长就叫大家莫忙，还等一会。烟雾终于散尽后，人们就起身走了。此时，人群就像散乱的游行队伍，有的继续摆龙门阵、有的嘻哈打笑、有的抽着未熄灭的烟。因为已是下班时间，人们未免加快了步伐。正当我们走拢采石场时，突然又是轰的一声巨响，这下简直把人们搞懵了，也太突然了，人们立马四处奔跑。此时，刚跨出半步的我本能地抬头看天上，只见满天的石块像黢黑的老鸹子，呼啸着纷纷向地面砸来，我就死盯着飞来的石块躲来躲去。鉴于石头越小飞的越高之故，尽管耳朵边传来人们的抱怨声，我仍然盯着天空。只见一粒胡豆大的石头在天上飞，越向下体积越变大，最后变成乒乓球大小落到公路外面。我低头的第一眼就见离我不远处一个“右派”额头上流着血，其伤口就像用刀尖斜拉一道从额到右眉梢的口子。我想他是躲了，不过躲迟了。幸好是划伤，如果是砸伤他必然倒地无疑。他望着我只是说：“唉！这是怎么搞的嘛……”他黄脸瘦削，显得人很文弱，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但是我没有搭理他，议论纷纷路过的民工也没人搭理他，我就随田明祺他们快步走了。田明祺边走边说：“哪个叫你闷倒脑壳跑嘛！你抬起头来看下天嘛！”他做着抬头看天的样子。我却默默无语：没得法，只有等你的同伴来帮助你。当时，我们并不与“右派”一块干活，他们有指挥部的干部背了手枪专门陪伴。
几年后，农业学大寨改田改土我学会了打石头和放炮，当回忆起这件事情时就想：幸好当时那一炮不来料，向上冲的力量使多数石块飞向了公路外面，不然不知要伤到多少人。
回到厂里，每人得到一罐猪油（克），筑路途中，厂里曾派人为我们送来猪肉松，每人半斤。张干事召集我们开会，说厂里给我们安排了老师，今后就上午上课学习理论知识，下午才到厂里实习，云云。同学们自然欢欣雀跃，有的甚至大声呼喊。也许这就是厂里给我们的回报吧，一个月的甘苦，确实累得人够呛。
于是，我们就从工程公司宿舍搬到了建设乡。建设乡是老地名，现在已没有这个乡，红旗厂原厂址就在此，建设铁厂也在此。从万盛顺重庆方向的湘渝路到建设乡约三公里，建设乡到桃子凼支路约三公里，桃子凼谷口是刘家河与孝子河的交汇处，顺刘家河上行，约十公里（现公路已挖通）就是我乡了。那时我们休息回家都是步行，因此，回家就要便捷些。
红旗厂在建设乡有两间旧厂房和一座农家小院，由一段二百米的简易公路与湘渝公路连接。我们的教室设在旧厂房，吃饭、住宿则在农家小院，课程只有两门，即数学和专业。数学课由电工师傅曾老师统一上，铸、车、钳专业课程则由各车间指派的人员上。铸工车间指派的老师就是何声瑞，何声瑞很谦逊，第一天上课就说：“你们不要叫我河老师，叫何师兄就行了。说不上教你们，我们共同学习吧。”
不容置疑，开初的学习热情是异常高涨的。尽管厂里组织授课仓卒，同学们连课本也没有，但是何师兄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铸工工艺学》讲课，能指出书本叙述的某些技术操作不足。所以，我们既用心听讲，也勤于笔记。
然而一段时日后，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就开始下降了。因为，明摆着的一盘棋，就是大家都得回农村去。回农村办不办得起厂还在其次；饥饿，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星期天人们回家早已目睹了农村的现实，咫尺之间，城乡差别竟有天壤之别，换了谁愿回农村去？所以，人们探讨专业技术的话题自然转换到今后的打算上了。
那时不像现在，现在是任何农村人都可以在任何城市打工、居住。那时，所有的内地城市都不会接纳农村人。唯一的去处就只有青海、新疆。据说，晚上专门有车子来接人，只要你愿意去，晚上到公路边守候就成。是天降福祉？抑或天赐良机？管不了那么多了，听天由命吧！
一天晚上，付诸行动的座谈会就在男生寝室正式召开。老师们都不住学校，晚上正是同学们袒露心扉的最佳时机。男生寝室是一间拆去板壁的大通间，也许原是什么会议室，几十名男生都住于此，用木板靠四壁搭的大通间铺恰好适宜人们相互交流。出走是已成定局，所谓“座谈”，毋宁说是告别，因为有的同学说着说着就当着各自公社好友的面哭泣了。当然，这是人之常情。毕竟：
远走万里，流落他乡；
前途未卜，天各一方；
离别伤感，家庭托付；
听天由命，各诉衷肠。
我们五人没有那么伤感，田明祺和我都不愿走，他们三人就拜托我们将被盖、多于物件带回，并转告他们家人。田明祺不走的原因是父母年老体弱，孩子小丢下可怜，跑那么远他不放心。我的想法有二：一是小学时受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影响颇深，加上地理、历史知识也学得扎实，知道那是塞外，是苦寒不毛之地，所以不想去。二是，当时我还没有真正领教过每天二两毛粮的“滋味”，意识不到农村饥荒的严峻。况且，爸妈都在公社属下单位工作，没有同他们商量就贸然出走，不是给大人添麻烦么？
告别会很快结束，到底有多少人要去，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去的人与送的人混杂在一起，那晚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同学来到公路边守候，并且还跟来几名女生。她们住我们隔壁，男生谈话自然能听清。出于好奇，我也跑到公路边的田埂上坐着守候。只见一趟车子过去了，一趟车子又过来了；车子上不是焦炭就是矿石，要么就是空车返回，始终没有看见有棚布的卡车经过。同学们有的抽烟，有的摆龙门阵，心切的则在公路上散步似的巡游。下半夜之后，部分同学回寝室去了，我也开始打瞌睡，但好奇心却非要看个究竟，所以没有离开。不知迷糊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争吵声，原来是巡游的同学拦下一辆南川下来的货车，司机正跟同学争吵。车子开走后，我的瞌睡也醒了，就坐到同学堆里听他们探讨策略。人们的探讨持续了一会，就见行道树梢已显分枝，于是只好起身往回走了，因为天快亮了。
第二天晚上人们照去不误。第三天晚上人们也照去不误。第四天我就没有跟着跑了，人太疲倦了。后来听张宪华讲，他们整整跑了半个月，但是一个都没有走成。
几年后，听盲流回来的人讲，他们是直接坐车去了重庆、成都、新疆等地，那里有公安部门派人专门收容，然后送工厂、单位干活。后来听说家乡土地下户（年土地下户）了，才跑了回来。当然也有未回来的，我农中同学C、D，他们家庭成分都是地主，C的大哥出走后至今了无音讯，D的弟弟跑的是新疆，听说现在已是什么公司老板。
我们的学习于十月中旬结业，回到万盛工作自然依旧。
一天厂里通知，派出所催我们办理户口迁回手续，说必须尽快拿回公社入户，以免影响明年口粮搭配。我们五人的手续自然由田明祺办理，没想到拿回来的却是户口迁移证。这下可把我们乐坏了：岂不又是天赐良机么？当时人们太幼稚，也太天真：以为迁移证到手是上天恩赐，简直如获至宝；以为只要拿到这个东西，你就甭管我弄到那儿去入户了。
我们五人的名字都在一张迁移证上，我们的命运就像拴在一起的五只蚱蚂，想各奔东西的念头也很快打消了。田明祺上过五八年办的工业大学，在建设乡上第一节数学课，曾老师为摸底施教就先出题考试，全体同学只有他一人做完所有习题，其他像张宪华这样的小学程度，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做。所以我们都钦佩他的聪明才智，这次“押宝”自然都听他的。他说九龙坡区是工业区，比较好找工作，就叫我先去一趟试试，因为他们几位都没有进过城。随后，他取出一张盖有“重庆工业大学”红印的白条，写了如下证明：
证明
兹有我校学生：田明祺、罗维全、梁正贵、张宪华、李沂睿，等五人前来贵区寻求工作，希望区政府给予支持，并妥善安置为要！特此证明
重庆工业大学
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六日能够记住这个日期，是因为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并且，走这一趟还挨了三天饿，所以可说是铭篆于心，终身不忘。
从万盛到重庆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即早晨五点去，下午五点回来。由于没有时间，我一觉醒来就起床了，叮嘱张宪华帮我请假后，就动身走了。因为，从万盛去东林火车起点站还有三公里多的路程，所以必须提前。
火车过綦江后，乘务员就开始卖点心，每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饼干，约半市斤重，收费二角钱。自从五八年下乡后，我还是第一次进城，也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算人生第一次独当一面闯社会。过去去我只去过杨家坪“西区公园”，不知道九龙坡有火车站，也不知道九龙坡区政府在哪里，所以就买了全程票，直到菜园坝终点站下车。待我到杨家坪，已是下午二点多钟。街上买不到东西吃，有钱有粮票也买不到，就是吃碗小面饭店也要你出示出差证明。我兜里是揣有求职证明，但心里边总觉得不踏实；况且，我也不知道真的出差证明像什么样子，怕出示后被人家无端的收了去；我又不善口才，所以宁可喝水也不愿多费口舌。
待我打听到九龙坡区府住地，过河来到李家沱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传达室的人告诉我，礼拜六人们早走了。
我原本是想趁星期六、星期天走这一趟不会引起厂里注意，没想到星期天人家不办公。懊悔已没有用，只得找个旅馆住下，幸好旅馆不要什么证明。
整个星期天我就在街上转游，肚皮饿了就喝自来水，好不容易等到星期一，我才来到劳动局。接待我的是个中年干部，他接过证明就叫我先坐一会，然后去到另一间办公室。不一会，他出来就叫我随他进去。该室的人正坐在桌后看证明，见到我劈头就呵斥道：
“你拿张满天飞的证明到处跑干啥！你是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
我感到我脸已红到耳根，但走出办公室不免暗自庆幸：幸好没有把迁移证一同递上，不然会被一同没收了。
后来回来说起，他们几位都嘲笑我不灵便：“就凭那张证明唛，你也可以买到东西吃嘛！”“你可以说我是正正当当求职！一不偷，二不抢，你们凭啥子没收证明？没有证明我如何回家？吃饭、住宿朗格办？”我不想和他们争辩，也不否认他们的机智，但他们的话也有事后诸葛亮之嫌，谁不惧“拿张片子送提篮桥打屁股？”当时，刚读过《官场现形记》，所以脑子里有这个想法。
回到万盛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打饭吃已不可能，好在火车上吃了包饼干。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后，就躺下了。
因为迁移证上有时限，第二天田明祺和罗维全就去了桐梓。据说，罗维全有位堂兄在桐梓县做事。然而，去桐梓也无结果，他们无功而返。这时，梁正贵提出个新方案：先把户口上到他父亲那里，暂时找点零工做，今后再徐图远走高飞。大家一想，觉得是个道理：眼下下点野力虽说辛苦，但是每月挣那二十四斤粮的钱还是不成问题。于是，我回家在妈妈的代销店打了斤白酒，我们五人就提着酒来到梁伯伯住处。梁伯伯是修建队工人，户籍属桃子街道派出所。梁正贵把我们的情况讲给他听后，喝了两杯酒的他果然满口应承，瘦脸泛着红光就开始裹叶子烟，自然话匣子也拉开。他谆谆告诫我们说：“这个人，只要你勤快，只要走正路，不做鬼头鬼脑的事，今后，我还可以给你们找点零活儿。退一万步讲，就是挑煤炭卖，求吃也不成问题。也总比回农村强嘛……”我们几个当然只有唯唯诺诺、点头称是。
告诫完毕，他烟也抽完。一看闹钟快到二点，就催去我们快走，他回头还要去工地。我们来到派出所，他就把户口簿和迁移证递给了公安员，说：“我同意他们几个在我这里入户，把户口给他们上起。”
公安员扫了一眼迁移证，又扫了一眼我们，就朝同事扮了个讥嘲的鬼脸，同事就起身去挂电话。接下来，我不说读者也明白。试想，仅仅几公里的距离，况且同属一个公安分局，我们玩这点鬼把戏岂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人家一个电话就把我们的幻想破灭了。
接下来自然是训斥，训斥够了就留下迁移证，要我们写了检讨书去领取。其实，他们最后一招用错了对象，也不会凑效。谁会写了检讨去领取？没有了户口，我们就像被抽去牛鼻绳的牛，到底是人在乎还是牛在乎？这个比喻只有农村人才懂。当时，我们灰溜溜的走出派出所，梁伯伯的酒性还没有过，对公安员的训斥忿忿不平，边走边咕哝。后来，我们公社的公安员来把迁移证领了去。他没有责备我们，也没有告知我们，他原是我们农中同学。
十一月份，有的同学就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开始玩了。谁都明白，即便另寻出路也只能等到回家以后。领到十二月的饭票后，除了青羊市公社的同学F，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上班了。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串联，仿佛一种无形的“病毒”传染了所有同学；又好似毕业论文通过后，待在校园里的大学生。学习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是该轻松一下、该散散心了。既然命中注定的日子即将到来，与其整天愁眉苦脸，不如潇洒玩两天。
当时我们的玩，其实并没有多少内容：看电影、逛百货公司、转新华书店、租辆自行车兜风、玩扑克，仅此而已。看电影需要钱，只能按自己的兴趣择优观看；逛百货公司不是为购物，只是饱饱眼福而已；转新华书店的同学不多，但几乎是我每天的功课；租自行车骑也要钱，只能偶尔为之；玩扑克那时还不兴“蹲”也不兴脸上粘纸条，所以玩的兴趣也有限。当然，年长的、已婚的同学则央求别人帮助他打饭，一次打几天的饭装到布袋里背回家去。
自从回到万盛，我们就住到伙食团旁边新搭的帐篷里。工程公司的宿舍早被别人占去。因为厂里又增加了不少学徒和员工。
一天张干事来到帐篷里，见我们在玩牌，就说：“你们啷个不上班啰！”张宪华抬头笑脸相迎，说：“张干事，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上班了！”张干事是个很随和的人，我们和他已经混得很熟了。我就说：“张干事，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你喊起床的声音了！”他眉头微微一皱，脸上闪现了一丝儿凄楚，但马上就被平静掩饰过去。他是知道事态的严峻，红旗厂一下子涌来那么多人“避难”，是难以为继的。此时田明祺招呼他坐，他就在“床”边坐下。田明祺就说：“张干事，你说我们还有上班的必要吗？”张干事忙说：“啷个没得必要呢！你们看F不是每天都在上班？你们应该向他学习！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你们表现得好，万一厂里又把你们留下来呢！”一个青羊市公社的同学说：“他平常连话都不爱跟我说，心怕哪个把他的经验学到了，更莫说跟他两个交流了。”话完做了个鬼脸。其实，这位同学所说的F的“经验”，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与厂方保持融洽关系，博得厂领导青睐，考虑把你留下。问题是形势这么严峻，允许厂方这样作么？F与我和张宪华同一车间，张宪华就说：“张干事，说句内心话，哪个不想留下来！我摆个龙门阵给你听：从前有个背煤炭的，见土地庙搁个竹筒，就求土地说：‘土地菩萨，你保佑我找到一千钱，我就跟你买个铜磐。’后来他果然找到一千钱，就跟土地买了个铜磐。他又求土地，说：‘土地菩萨，你保佑我找到一万钱，我就跟你买个铜钟。’晚上，土地跟他托梦说：‘你有了一千想一万，记不记得背煤炭？’他马上回敬说：‘你得了铜磐望铜钟，记不记得敲竹筒筒（音：通）。’张干事，我们是只有背煤的命，今年来厂里吃了一年干饭，已经够了，不想跟哪个争啥子名额。”
F要长我们几岁，个子不高，身体壮实。他在车间做活总是抬铁水，但造型却有点迟钝，何声瑞示范的活儿，他连看数遍都不能独立操作。当然，人各有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与领导交流却有独到之处，不足的是有时张师傅嫌他话太多。此刻，我一下子想到公路上的情形：多打饭吃是兴隆公社H的“发明”，H与F是同一寝室，H爱炫耀自己的小聪明，不然同学们也不会知道。F会不会与伙食团长也“交流感情”呢？这只是我的猜测，无任何凭据。
张干事再也没有说什么，他那惋惜我们不争的皱眉早已化成一种讪讪的微笑，是看我们即将面临的处境好笑，还是对我们的未来无能为力？不得而知。
我们五人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家的，因为伙食团不退粮，我们只好把剩下的饭票都打成了饭。
据区志记载：“一九六一年五月后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红旗厂就分流五十人出厂”，“一九六二年四月红旗机器厂交重庆市机械工业局”。
至此，除了在供销社、食品公司碰到过三、四位铸工车间、车工车间的熟人外，其他人均不知去向。多年后我吟成一首小诗，现在放在这里作这一章的结尾：
“龙”争“虎”斗秀庐峰，
只为炎黄铸剑锋。
“大吏”“封疆”无那语，
黎民布衣幻梦空。
边陲小镇传家报，
既定方针路路通。
子弟村姑不识趣，
铜磐得了望铜钟。
前尘往事
父亲（序）
父亲第一章八块走私手表
父亲第二章我的游侠梦
父亲-第三章一九五八年
父亲第三章一九五八年（中）
父亲第三章一九五八年（下）
[梦的故事】父亲第四章萌动的初恋
父亲第五章刀耕火种
父亲第六章红子和梧桐（上）
父亲第六章红子和梧桐（下）
父亲第七章水电站
第八章红旗厂（上）
王先鞭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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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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