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村
志
石拜军
红崖梁人物谱
多年以后，我站在红崖梁豁口，把故乡像陈年老酒一样品味。
远处吹来的风，拂过我的脸颊，带着一丝淡淡的清香。连翘花郁郁葱葱地开在我身后。山岗上，那一整片的金黄，在晚霞的映照下直通天际，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几缕清凉。那株老去的酸梨树，只剩下半截枝干，暴露在泥土里。它曾是红崖梁豁口的标志，是我的童年，注视了村子不知有多久，就像此刻的我一样。
二牛大爷
对面的山坳里，红的，白的，是桃花和杏花。它们白茫茫，红彤彤，静静地开着。虽然花苞已经有些衰败，像暮年的老人，垂着头，塌着腰，但它们依然努力地挺直腰板，孕育着生命的果实。
它们很普通，与周围的每一株树木、每一棵草一样，繁盛，茂密。岁月的风霜，让它们丧失了朝气与活力，但丝毫不影响它们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不幸的是，他们虽然生来就超凡脱俗，却生在了穷人家，像坠落凡尘的仙女，只能孤独地驻守着山岗，离不开，也逃不了。当夏天或者秋天来临的时候，当收获的喜悦挂上人们的眉头，桃子和杏子，会挂满枝头。它们，似乎和所有知名不知名的杂草野树一样，只是山梁的占据者而已。
二牛大爷，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之一，玄孙子已经在上幼儿园。
我在他长孙的诊所门口碰见他时，他正蜷缩在角落里晒太阳。我问他，他痴痴呆呆，答非所问，根本就没认出我是谁。我说我是谁谁的儿子，他只顾着摇头。我又说，我是谁谁的孙子，他也只是笑笑。我分明记得，我祖父去世前，他几乎每天都与我祖父他们在一起“掀牛”。但此刻，面对着一个故人的子孙，他却一脸茫然。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独生子，十多年前因为脑溢血去世。那时候，他仅仅是一个刚过花甲之年的人。儿子去世后，他的日子，变得有些艰难。他打发了儿媳妇，让她进城跟着孙子们生活，他一个人留在了村里。实际上，他根本做不熟饭，扫不来树叶，填不热炕，就连唯一陪伴着他的老骡子，他也给它拌不好草料。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孙子们一度认为，他可能很难度过冬天的严寒。老骡子更是日渐消瘦，终于在一个黎明的鸡鸣声中，一命呜呼，只留下他干瘪孤独的的身影。然而，他并没有倒下。那个冬天，他整日都提着小马扎，坐在大门口的廊檐下晒太阳。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面色逐渐红润起来，再次焕发出了生机。
他一个人在村里生活了十几年。那时候，他身体硬朗，还种着庄稼。小麦，玉米，洋芋，油菜，胡麻，一样不少。他的农活，也从来没有落到人后。孙子们，曾孙们，偶尔会回家看望他。对于他们带来的各种营养品，他一直很嫌弃，甚至有些厌恶。他嫌弃他们带来的东西昂贵，华而不实。丢掉吧，可惜，吃掉吧，心疼。孙子们宽慰他，让他不要那么财迷，他常常给他们没有好脸色。只有当曾孙子骑在他头上撒尿的时候，他才会乐得哈哈大笑。他们走时，他都要牵上那头和他一样年迈的黑骡子，把面粉、洋芋和清油，送到公路边，注视着子孙们搭上班车离开，他才悻悻而归。
他也记不清，是哪一天的下午，他的长孙突然就回来了。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孙子二牛，开着二牛的双排座。他们把车停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正和另一个老头顶牛。他们说起农业社时期的一件往事，因为在一个细节上的出入，互不相让，正争得面红耳赤。长孙叫他回家时，他把长孙狠狠瞪了一眼，从老中山装的上衣兜里掏出钥匙丢给他，继续批判那个记忆严重衰退的老汉。他不知道的是，他正在面临着一场危机。
太阳快要落山时，他回到家，只见两个孙子正把一大包软软的东西，往车斗里放。他问，那是什么，孙子说，是你的衣服，我们这次是来接你进城的。他们已经用一把把大锁，锁上了所有的屋子。他突然觉得，阎王正在伸出一只手，要把他带到一个陌生又恐怖的地方。
黄昏的阳光，暖暖的，昏昏的，照在他久未修剪的胡茬上，他感觉到了一丝寒意，袭过他的后背。虽然，那时正逢初夏，他还是翻出了被压在最底层的羊皮大袄，披在了他单薄的背上。
车在笔直平整的水泥路上滑过。长孙紧紧地攥着他的手，告诉他，让他进城去，他们才放心。他假装睡着了，一句话都没有说。
自此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三永二爷
四月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霜雪，让桃花、杏花、以及各种知名不知名的野花一起，失去了生气。它们伫立在某一处山梁上，或者，孤零零地站在某一块地埂边，耷拉着脑袋，奄奄一息。
几只绵羊堆在另一侧的山坡上，慢吞吞地衔着青草，不时发出几声“咩咩”的叫声。它们被漫山遍野的野花包裹，被繁茂的荒草淹没，如果不是被叫声吸引，我根本发现不了它们的身影。
三永二爷，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常常在雨后的清晨呻吟。他说，他想长长地舒一口气，把经年的劳累，好好舒缓一番。但他，好像从来没有时间，能美美地伸一个懒腰。他总是头戴草帽，仰躺在草丛里。他的身旁，立着一杆长长的皮鞭，风吹过，鞭捎的红色丝带摇摆漂浮，仿若一位卫兵，用自己坚毅的姿态，守卫着它的主人和羊群。羊钻进别人地里，他没有起身。直到地的主人站在对面的路边上大声叫喊的时候，他才慢悠悠起身，随手捡起一块土疙瘩，瞄上不听话的羊屁股，把他们赶下山坡。
罐罐茶，照例在清晨的微光中煮开，把惆怅和寂寥，一并倒进陈旧的白瓷茶盅里，一饮而下。无论是什么时节，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他都准时出发，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起得早。他的一圈羊，饿了一整个夜晚，已经急不可耐。它们的叫声，总是吵得他心烦意乱，但他只能忍着，那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视若命根子的希望和寄托。
他年轻时，是村里的拳棍手，武艺精湛。每年唱秧歌时，都是由他“跳伞”、“引狮子”。唱大王的角色。他嗓音嘶哑，唱腔粗狂，是扮演大王的最佳人选。唯一的缺憾是，他记性不怎么好，总是忘词。但忘词也不是多么要紧的事，他可以随机应变，现编现唱。所以，村里一些小媳妇和老妈子，反倒更喜欢看他唱秧歌。她们挤在一起，用头巾包裹了整个脑袋，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丑”，总是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他“跳伞”时，那纸糊的“高鹞子伞”，在他的手中上下翻飞，就像一个皮球或者一根戒尺那样轻巧。羊油蜡汁，在“高鹞子伞”的内壁上沾了厚厚一层，使“高鹞子伞”更加牢固。他“引狮子”时，手中的五尺棍，跟着他的脚步随意转动，就像画家手中的笔，“勾、勒、皴、染”，任凭他肆意发挥。他轻灵的身形，辗转腾挪，无比潇洒。他全面发展的才艺，让他出尽了风头，吸引着人们艳羡的眼球。
农闲时，他外出跑副业。那时候，跑副业的人少，他头脑灵活，能看准商机，挣了不少钱，很早就在家里盖起了大七间的出檐房。据说，他起初主要收购和贩卖山货与药材，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又承揽建筑工程，从修边沟渠起步，逐渐做大做强。他干的最大的工程，是承包了一个单位一整栋建筑的内外粉刷，以及院子的硬化。干完这个工程，他真的挣了很多钱，多到人们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好像整村人一年的收入，也顶不过他挣来的钱的零头。但是，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村里人都认为他才要真正开始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回家务农。而且，他自此再没出过远门。当然，这些，都是在村里的“牙叉骨台”上流传着的“古经”。
他家的宽房大院，总是门庭若市。农闲时节，人们聚集在他家的炕头上，白天“掀牛”，晚上喝酒。他待人热情大方，高兴时，珍藏多年的好烟好酒，会突然出现在酒桌上，让大家敞开肚皮紧饱喝。遗憾的是，他财大气粗，却娶了一个不争气的老婆，一直没有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为此，他们两口子可真没少费事。只要他们听说哪里的送子娘娘灵验，他都会带着妻子虔诚前往，叩拜，许愿，取神水，求灵物。那几年，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办一场还愿法事。当然，作为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也相信科学。老中医，西医，大医院，小诊所，他也没少去。但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在他四十岁那年，他的妻子得下怪病，他几乎花尽所有的继续，也没有挽回妻子的生命。仅仅四五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就一命呜呼，留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从此，他把所有的耕地，也留给了兄弟，到盐官的骡马集市看了一群羊，开始放羊度日。他早出晚归，整日羊为伴，与村里其他人很少接触，每日，都混迹在草莽深处。他家那曾经热闹非凡的院子，一下子就变得冷清破败了，再也很少有人，出现在他家的炕头。
村里人都感叹着他命运的坎坷，唏嘘着时光的无情。他们不屑于他的堕落，也怜惜着他的孤苦无依。
我没有眼福见识他的武艺，也不知道他的家，曾经有多么完美幸福。我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放羊的小老头，从来都是一件油腻的羊皮袄披在身上，身躯单薄，赶着羊群一晃而过。除了身后留下的一行冒着热气的羊粪蛋，再没有一点值得我铭记和羡慕的地方。他出现的时候，人们都躲得远远的。羊身上的腥膻味，充斥在空气里，让人窒息。他的身上，似乎也被腥膻味包围。人们分辨不清，他到底是人，还是一只羊。他从来都不会在意人们对他的看法，小孩子们靠近他，逗他，他从不生气，一直呵呵地笑着，偶尔，还会唱起他在山林草地里独自唱着的歌儿。
这几年，我很少回家，见他的次数，也就不多了。那天，我走在村字的巷道里，正仰头看那棵两百年的老树时，他出现了。他依然斜夹着鞭杆，歪戴着帽子，紧跟在羊群后面，一阵风一样掠过。
他老了，头发花白，身躯瘦弱弱，但他的步伐，依然矫健。
二球父亲
村庄脚下的河流，奔腾不息。河水常常咆哮着，把树木连根拔起，带走大量的泥沙。这是一条母亲河，和村庄有着相同的名字，滋养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或许，它发源于铁炉范围内的某一个地方，也可能从杨家寺的某个村子流出来，又或者，它来自更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计较过它的来历，也没有人细究它的过往。它在村东口，于另一条一样细小的河流汇聚，调头北转，再东转，浩浩荡荡流向耤河，汇入渭河，直达黄河母亲的怀抱。
村庄，此刻是如此宁静。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鸡鸣狗吠，没有任何其他声响。年轻的汉子们，干了一整天的农活，疲累不堪，已经呼呼大睡。二球父亲，此刻正躺在马槽边的土炕上难以入眠。他的内心，五味杂陈。
他是村里的“牙行”，也就是在骡马市场行走，撮合买卖双方达成一致的中间人，生意成了以后，他收一点中间费。他们往往把衣服斜搭在肩上，或者，直接把上衣的袖子拉长，把一只手藏起来，用手势完成价格的商议。这个职业，应该与祖先们早期的游牧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行当。
那时候，村里人一致认为，他作为有一门手艺的人，应该是村里最会说话、最懂礼数的人。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他来我家串门，因为父母不在家，我只顾着看电视剧，完全没有理会他。他坐在我家的椅子上，吸了几锅水烟，就出门去了。
第二天，他站在村里的“牙叉骨台”，把我批驳得体无完肤。他断言，不会招待来访的客人，甚至不愿意向客人打招呼的人，十年后肯定是村里最没出息的一个。他把这些话，告诉了村里的每一个人，辗转传到了我一位祖母的耳朵里。我的这位祖母，就住在我们家房背后的崖上。她去菜地里拔了几根葱，来到我家厨房门口，把话吹进了我母亲的耳朵里。母亲一言未发，只顾着做饭。事后，母亲也没有向我提起此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她当时是那么气愤。她说，她真想找到三二家，把二球父亲狠狠地骂一顿，是父亲阻止了她。在母亲的心里，从来都不认同沉默寡言是什么过错。因为，父亲也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母亲说，或许我确实是继承了父亲的秉性，但这不能用来断定一个人的一生。
其实，能说会道，并不是他最得意的本事。他自认为会识人，并一度成为他成天吹嘘的资本。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媳妇，都是他一再考察盘算以后，亲自上门说来的。他的长子是木匠，也是一个手艺人，他就给他说了一个老实、身体好的媳妇。长子结婚后分家，外出做工的时候，儿媳妇完全能独自拿下家里的所有农活。他偶尔会帮着儿媳妇耕地，其他活，都是儿媳妇自己干。几年后，儿媳妇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孙子，这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并让他在“牙叉骨台”上占尽了上风。那些接连生女儿的人，成为了他调侃的对象。
他二儿子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继承了他能说会道的本事。有一段时间，他带着二儿子行走“江湖”，传授他做牙行的经验，期望二儿子也能成为一个手艺人。但那孩子鬼道，觉得牙行的行当已经在走下坡路，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卷起铺盖去外面打工了。打工的生活异常辛苦，二儿子吃不下苦，尽挑轻松的活干，同样挣不来钱。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纪，二儿子似乎无动于衷，这可急坏了他。他只能再次出面，在周边的村里打听适婚的年轻姑娘。他给二儿子找的媳妇，颇有几分姿色，也聪明。二儿子知道以后，悄悄和姑娘见了面，事情竟然很容易就成了。他给长子找的媳妇，礼钱仅花了他几百元，但是二儿子的媳妇，要价元，一分不少。他有些犹豫，但无奈，二儿子已经看上了那家姑娘，他只得狠狠心，破了家底，给二儿子娶了媳妇。
起初，这媳妇还算乖巧勤快，除了不下地，家里的家务活，基本干得井井有条。秋天，他拆掉家里的老土房，开始盖砖木结构的新房。媳妇做饭，干活，都很得心应手，这让他很欣慰。翻过年，新房子盖好，准备入住的时候，是非出现了。儿媳妇提出要和二儿子住新房，让他们两个老人住东偏房。起初他不同意，他作为一家之主，权威不容挑战。儿媳妇开始撒泼，闹腾，最后索性回了娘家。那时候，儿媳妇已经有身孕，他只能妥协。孙子出生后，他又翻新了年代更久远的西偏房。同样，到了能入住的时候，儿媳妇依然不同意，声称那房子以后要让儿子住。他再次妥协。
数年后，儿媳妇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老两口，也成了秋后的蚂蚱，已经干不动重活了。那时候的儿媳妇，露出了狰狞的面容，整天谩骂他们没用，不给他们饭吃。他把两个二子叫到他的屋子里，再一次分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分的，原先属于他的一切，已经全部分给了两个儿子。这一次，他只是想让两个儿子，把最近的两块地，留给他们耕种，养活它们的残年。长子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并希望父母跟他一起生活，但他拒绝了。他们搬到了院外路下的马圈里。
二十年后，我已经变了模样。多年的历世磨练，完全改变了我的性格。我的话比以前多了，也懂得了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反倒是他，一个曾经最懂礼数的人，却败在了生而为人的道义面前。
有一次，我因事回乡，在村里闲逛。我无意间发现，二球父亲与妻子，住到了马圈里，整日与牲口为伍。门口的茅草棚下，摆着锅碗瓢盆，马圈的一头，是他饲养多年的一白一黑两匹骒马，另一头，是他与妻子睡觉的炕。他用当牙行数十年积攒的财富，盖起了一整院宽屋高厦，但现在，那房子与他没有任何一点关系。这是多么讽刺的事！
河流，依然在村庄脚下流淌，只是那奔涌的姿势，已经不再那么放肆。它的面貌，完全变了模样。它那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豪迈，已经一去不复返。河道深了，水流小了，水的颜色，也变得清澈起来。它就那样自西向东，寂寂无声地流着。
老八
村庄安静地卧在山脚下，像午后沉睡的老人，懒洋洋，昏沉沉。经年的岁月，赋予了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村，最后的气质。
对生活而言，村庄与别处，似乎没有任何区别。但，当村庄无法承载生活的时候，村庄的人们，选择在哪里？这个总共只有五百多人的小村，目前仅残留了不到五十个人。我常常想，如果这五十个人也离开，这个村庄是否会消亡？
老八离开了。
连老八都离开了！
他是父母的宠儿，是八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为母亲送了终，是个孝子，也肯定是个好人。他占据着祖先的根脉，拥有村里最古老的房子，但他没有把日子过成日子。四十多岁的他，没能娶来一位姑娘，守住祖先的根基，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祖先，似乎完全没有把他记在心上。
我在坚家河的市场碰见他时，他背着硬纸板和塑料瓶，低头瞅着每一位过路人的脚下，翻拣碰到的每一个垃圾桶。他继承了家族每个男人都难逃的遗传疾病，身体左摇右摆。我不知道他栖身何处。但他还活着，活得很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离开村子，到城里去谋生？
老八走后，祖先留下的房子屋脊坍塌，院子里长满杂草。那些沾满泥土的农具，堆砌在墙角，锈迹斑斑。还未来得及清理的牲畜粪便，早已经变成了灰烬。很显然，他走的很匆忙。
但他，分明不是个懒人！农忙时节，他帮忙每一个兄长收获庄稼。收割，驮运，打碾，归仓。兄长们，同样也帮助他和他们的母亲，为他们备足一整年的口粮。那时候，他们风烛残年的母亲，总是拄着拐棍坐在大门口，等待着他们归来。她做不了其他事，但她的厨房，总会冒起炊烟。她常常坐在大门口的榆树下，口中念念有词。她说，她的娃娃们干活回家口渴，她一定要给他们烧好开水，晾凉，让他们一回家，就能解解乏气。但往往，能到她身边来的，只有她的老儿子老八。
几年后，老母亲一命呜呼。闭眼前，她把已经成家立业的七个儿子叫到面前，用最后一丝力气恳求他们，给自己的弟弟说一个媳妇。儿子们无言以对。他们最后一次聚集在老房子，归殡了他们的母亲。自此，老八成了没娘的娃。他依然在农忙时节帮每一位兄长收获庄稼，农闲时放牛、拾粪、挖药材，过着自己的日子。直到，他的兄长们，跟着儿女进了城，或者，去了远方打工。他再一次孤零零地在村里游荡，失去了所有的依靠。
一个清晨，他决意和所有人一样，离开村庄。他什么也没拿，只拿了一床被褥，几件破衣烂衫。因为，他本就一无所有。
去乘车的路上，他想起埋葬在对面的山坳里的母亲，还有所有的祖先。他想，他们曾经也和他一样，踩着我脚下的土地，完成繁衍生息和耕种收获，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村庄。此刻，他们静静地躺着，远远注视着后辈子孙，与子孙舍弃的土地一样，再也无人问津。他们的尸骨，被荒草掩埋，他们应该是孤独的吧？
进城的第一个夜晚，他梦见了他们。
我的伙伴
我常常想，倘若人们心中还有向往，在村庄里固守着传统的生存方式，显然不是最佳选择。入不敷出的耕种收获，满足不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荒芜的土地告诉我们，走出去，才是最好的答案。那么，就走吧，外面有更广阔的天地！但是，走了以后，我们还会不会回来？还能不能回来？
村子里，到处可见阔气的红顶房子，那是近些年才崛起的建筑。与之相对应的，有崭新的水泥路，立在路边的太阳能路灯，修葺一新的广场，高高在上、富丽堂皇的山门。它们是那么新潮，那么现代，与我记忆中的家乡，完全是不同的模样。
夜晚，路灯亮起，村庄明亮如昼。那些老旧的房子与新房子一道，焕发着绚丽的光彩。可是，它们却怎么也看不见自己的主人。此刻，或许它们的主人都睡了吧！睡在苏州的厂房里，睡在无锡的出租房里，睡在不远处县城的城中村。也可能，他们还在工作，工地上的钢筋还没绑完，流水线上的产品还没做好，出租车交班的点还没到……
我的伙伴，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们，你们如今都在哪里？
和我一起长大的飞旺，蜷缩在建材市场的仓库里。我去找他时，他刚装完一车瓷砖，盘腿坐在地上，面前是一大碗冒着热气的炒面，他就着一瓣蒜，正吃得津津有味。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形影不离。春天，我们相约，一起到堡子背后的树林里掏鸟，总是他爬树，我在树下等他。夏天，我们去对面的山上摘“杏娃”。我们把青杏去核，把还未成型的杏仁放进耳朵里“抱鸡娃”，把杏皮跑进糖水里当饮料。秋天，我们赶着毛驴儿放牧，摘成熟的杏子，把杏核装进尼龙袋子里背回家。冬天，我们一人一节短绳，一把斧子，进山砍柴，扎人的沙棘树，被我们捆绑成束，摇摇晃晃背回家。休息的间隙，我们把上衣绑在腰间当罗裙，排练秧歌的曲目。
初中毕业后，飞旺南下，去了无锡，我去县城上师范。从此，我们几乎再未互通音讯，只在过年时，相互串串门，维系着长久以来的情谊。我想，导致我们不再亲密无间的，还有一件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的往事。
那是初三的第一个假期。开学前四五天，飞旺找我借寒假作业，说他的寒假作业没做完，想借我的看看。我的寒假作业很早之前就完成了，所以我想也没想就给了他。开学的前一天，我去他家里要作业，他说他弄丢了。我很恼火，与他在他家院子里打了一架，直到他母亲从厨房里出来，用烧火棍打肿他的屁股，我们的战争才宣告收场。开学后，我一直没有去报名，飞旺早早就去了，而且很快就报上了名。当然，这是我两天以后被班主任叫去后才知道的事。那时候，班主任放假前就告诉我们，做不完寒假作业，就不要来报名。因此，报名大扫除的那两天，我每天只能躲在海沟河边，看着别人回家，我也跟着回家。一直不见我的人，班主任在报名的最后一天中午，把话捎给了和我同在一班的爱霞。下午我报名时，班主任没有提检查假期作业的事，我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
事后我想，飞旺肯定把我的假期作业，改成他的名字，才应付过了报名的大关。一整个假期，他都在疯玩，我和他那么要好，但我从来没见过他写假期作业。班主任没有当面验收我的假期作业，当然也是有原因的。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班主任给了我绝对的信任，他宁愿相信我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没有及时报名，也不愿相信我是因为没有做完假期作业，才不敢去报名。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我不得而知，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我的假期作业究竟去了哪里，我从来没有主动问过飞旺，飞旺也从来没有给我提过，以上的可能，都只是我的猜测。自此，飞旺与我，淡出了各自的人生视线，分道扬镳！
还有天赐、江龙、二龙、三星、启明、亚辉、东钰、红军、凤霞……，他们都是我的伙伴，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天赐在七里墩打饼子，江龙在建材市场拉货，二龙在建筑工地支模板，三星在永红厂当保安，启明、亚辉、东钰、红军、凤霞……统统在无锡的工厂里站流水线。
他们都是在一场大雨后，肩扛行李，挽起裤腿，涉水过河，向着遥远的东方进发。他们跨过河岸，将沾满泥水的粗布鞋脱掉，扔给立在河对岸观望的母亲，没有回头，没有张望，大步流星地离开。他们不会在意，母亲眼角噙满的泪水，他们也不会去想，今夜的故乡，会不会因他们的离去，而陷入无边的沉寂。
他们看惯了父辈与祖辈的艰辛，厌倦了汗滴黄土、靠天吃饭的日子。他们不再依恋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也不喜欢攥紧犁耙，做着付出大于收获的劳动，消磨掉年轻的光阴。
他们要去闯荡，要用自己的双手，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是自己离开的，也是被迫离开的。虽然他们离开的方式不一样，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他们要摆脱命运的枷锁束缚，舍弃农民的身份，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现代人。
命运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但在村里，每一个人都信命。
石拜军，男，年出生，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基层公安民警，有散文作品发表于《甘肃公安·警察文艺》《天水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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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纤尘若木
主持
欣梓
中国·天水市诗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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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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